他，于26歲便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命題，使中國首次在這一領域躍居世界領先地位；他，與華羅庚合作，致力于數論在近似分析中的應用，提出了享譽國際學術界的“華-王方法”；他，畢十年之功為恩師華羅庚立傳，將華老的傳奇一生訴與世人——他就是中國數學界的元老級人物王元院士。

　　作為中國著名數學家，王元對創(chuàng)新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創(chuàng)新，就是說前人沒說過的話，做前人沒做過的事。30歲前是人生最具創(chuàng)新力的時候，我們不僅僅要學會課本上的知識，更重要的是突破它們。”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筆者很難相信，面前這位身著藍色簡衣、灰色布鞋的老人，就是華羅庚數學獎得主，解析數論專家，與陳景潤一起因哥德巴赫猜想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著名數學家，王元院士。

　　初見王元院士，他首先向我們展示了他所創(chuàng)作和收藏的書法作品，這一愛好他已堅持了多年。

　　王元院士可謂是數學寰宇中的摘星人，26歲便令中國在哥德巴赫猜想領域首次躍居世界領先地位；其后，他與老師華羅庚合作研究數論在近似分析中的應用，提出的“華-王方法”受到學術界推崇；20世紀80年代又在丟番圖不等式組等方面取得先進成果。他曾任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研究室主任、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數學會理事長、《數學學報》主編，聯邦德國《分析》雜志編輯，新加坡世界科學出版社顧問等。

　　心無旁騖 專攻數學

　　1930年，王元出生在浙江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幼年時，中國政局動蕩，又逢抗日戰(zhàn)爭，所以小時候的他并沒有受到過正規(guī)的教育，直到8歲那年隨逃亡人群來到重慶，才在一所鄉(xiāng)村小學開始了正規(guī)的學習生涯。那時的王元對新奇的事物總懷有強烈的好奇心，比較愛玩，他成績雖不差，但也算不上頂尖。然而，對于數學他卻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可貴的是，他對感興趣的東西總是愿意花時間琢磨和鉆研，這為他日后研究數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于成績不算最好，王元并沒有如愿進入省內著名的國立浙江大學，而是于1948年進入了省內的一所私立大學——英士大學數學系學習。幸運的是，兩年后，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號角，英士大學并入浙江大學，他也因此有機會在浙江大學學習數學。

　　“到了浙江大學以后，我就把自己的愛好文藝、音樂等，一刀砍掉，專攻數學。”當初的那份毅然決然，仿佛穿過六十年歲月，再一次從王元的眼眸中映現，迸出動人的神采。

　　王元專攻數學一年后，已成為系里的尖子學生。浙江大學是著名數學家蘇步青、陳建功教書多年的地方，兩位數學家發(fā)現了王元的天賦，推薦他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跟隨華羅庚先生學習。他說，正是在浙江大學里那段心無旁騖的學習積累，讓他來到研究所后能夠快速進入研究工作。

　　王元與哥德巴赫猜想的緣分，要從華羅庚先生成立的討論班說起。華羅庚先生很早就開始關注這顆“數學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1953年，華羅庚在數學所內部成立了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王元很快便成了討論班中的積極分子。那時的王元下定決心要攀爬哥德巴赫猜想的高峰，而當時最先進的成果，是1940年蘇聯數學家布赫夕太勃證明出的“4+4”。

　　王元夜以繼日地啃著這塊“硬骨頭”，直到他將賽爾貝格的篩選方法和布赫夕太勃的迭代法作了結合，創(chuàng)造出下界篩方法，用這個新的推算工具于1956年成功證明出“3+4”。而后，他又證明了“3+3”“2+3”“1+4”，其成果被國內外有關文獻頻繁引用，使中國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領域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在哥德巴赫猜想的推算史上作出卓越貢獻。

　　1962年，王元在成功證明了“1+4”之后，退出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開啟了新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他與華羅庚合作致力于數論在近似分析中的應用，他們于1973年證明的定理，受到國際學術界推崇，被稱為“華－王方法”。70年代后期又對這方面的成果做了系統(tǒng)總結，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20世紀80年代在丟番圖分析方面，將施密特定理推廣到任何代數數域，即在丟番圖不等式組等方面取得先進的成果。

　　回顧中國數學家在哥德巴赫猜想這一研究領域作出的貢獻，有王元于1956年證明的 “3+4”、 “3+3” 和 “2+3”，同為華羅庚弟子的潘承洞于1962年證明了“1+5”，王元于1962年證明的“1+4”，還有陳景潤于1966年證明的“1+2”。他們的研究得到了國家的肯定，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早已聞名于世，1982年，王元、陳景潤獲得了“文革”后的首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他們的獲獎證書被展覽在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大型主題展中。

　　亦師亦友 難忘恩情

　　1953年，王元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被分配到數論組，師從華羅庚先生，從此開啟了他與華老30多年亦師亦友的合作關系。

　　在華羅庚成立的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中，王元是其中最早的成員，年輕的他是討論班中的積極分子。華老對學生的要求極其嚴格，在討論班上會用獨特的方法考察學生，比如，他給出的講義的完整性可能只有80%，華老在講完這些后，將剩下的20%交由學生補充，由此判斷學生的“能耐”。“在他的班上學習，本質上也是當他的助手。”王元回憶說，補充講義、參與《數論導引》的編寫等經歷讓他受益匪淺，“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很多東西，這是向老師學習的最好的機會。”而老師的一些點撥，也常常給王元帶來啟發(fā)，“華羅庚說對哥德巴赫猜想和費馬大定理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解決這一個別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找出新的方法，來解決已知或未知的其它問題。” 回想起老師華羅庚的數學思想，王元說給了他很多啟迪。

　　華羅庚與王元之間的合作也為業(yè)內人士廣泛稱道。他們合作完成了著名的數學分析講義《高等數學引論》，歷經多次再版，仍暢銷不衰，并被譯成多種文字，享譽海外。20世紀70年代，王元與導師華羅庚合作證明了用分圓域的獨立單位系構造高維單位立方體的一致分布點貫的一般定理，這一定理受到國際學術界推崇，被稱為“華－王方法”。

　　1985年華羅庚逝世后，王元花費10年時間為恩師作傳，在《華羅庚》中記載華老的求學與成功之路。王元以數學家的嚴謹態(tài)度力求做到實事求是，取材皆經過反復核實；文筆流暢精彩，將華羅庚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淋漓盡致地展現給讀者。

　　心系教學 強調創(chuàng)新

　　王元不僅對科研懷有熱情，對教學工作也同樣認真負責。1982年，中山大學數學系學生張壽武被王元的報告吸引，主動提出要做王元的研究生，研究當時國內少有人問津的代數幾何問題。代數幾何問題并非王元的專長，他對此也并不熟悉，但是他給予張壽武以足夠的自由和鼓勵，并且尊重張壽武對專業(yè)方向的選擇，甚至當張壽武畢業(yè)時，王元在答辯會上說：“雖然你講的某些地方我也聽不懂，但看你3年早出晚歸這么勤勉，這個碩士學位就送給你了。”老師的作用在于引導和點撥，而并非一定要手把手教他每一點東西。

　　如今的張壽武，早已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授，享譽世界的著名數學家。王元的教導，功不可沒。

　　王元院士不僅對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教育十分投入，也關心對中學生的數學教育。在中國數學奧林匹克活動開展之初，王元就擔任了中國數奧委員會主席達10年之久，培養(yǎng)出了許多數學人才，其中，阮衛(wèi)東等人已成為中國有名的數學家。但當“奧數熱”的勢頭越來越猛，許多學生為了升學被迫學習奧數、參加奧賽的時候，他又站了出來，指出“奧數本身沒錯，但是現在的推廣方法是完全錯誤的，本質上扼殺了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呼吁阻止奧賽功利化。

　　作為中國著名數學家，王元對創(chuàng)新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創(chuàng)新，就是說前人沒說過的話，做前人沒做過的事。30歲前是人生最具創(chuàng)新力的時候，我們不僅僅要學會課本上的知識，更重要的是突破它們。”

　　王元的老師華羅庚一生帶過上百個研究生，但是真正成為國家杰出數學家的只有不到10個人，這些人的共同特點，就是具有巨大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采訪中，王元院士不時透露出對現在教學模式的憂慮：“現在的家長和老師都恨不得學生門門考滿分，讓學生把課本上的內容一個字都不要錯的記住，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怎么能適應創(chuàng)新人才的要求呢？現在部分大學和老師一心科研，疏忽了對本科生的教學和培養(yǎng)，顯然不是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好辦法。”

　　采訪結束時，王元提到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培養(yǎng)模式，他表示：“國科大匯集了中國科研第一線、最好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給本科生親自授課，這不僅僅是嚴肅負責的態(tài)度，也是給學生科研熏陶的好方法，有利于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性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