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就是一部傳奇，一個人就是一座豐碑，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這是民國諸多教育家共有的特點。他們有如擎天巨柱，撐出民國教育的燦爛星空。沒有這樣的真教育家，教育就是失敗的教育。于此不難理解，為什么溫家寶會反復呼吁，必須敢于沖破傳統(tǒng)觀念束縛，倡導教育家辦學。

　　教育家是什么模樣？想想民國教育家，想想陶行知，想想蔡元培，想想張伯苓，想想梅貽琦，想想劉文典，就不難發(fā)現(xiàn)，教育家臉上都有光。那是自信之光，那是榮耀之光，那是尊嚴之光。而那種光，無一例外地，都來自他們對教育的深刻信仰。

　　這正是他們之為教育家，之為真教育家的最重要的品質(zhì)，或者說條件。對教育的深刻信仰，必然激發(fā)對教育的無限忠誠和熱愛。這就注定他們投身教育不會是為了鉆營，不會是為了往上爬，不會是為了個人功利。

　　毋寧說，他們其實是圣徒。他們臉上的光，其實都是圣徒之光。教育不是他們的俸祿，教育不是他們的道具，他們不會拿教育做他們的敲門磚。他們做教育，既是入世，即為了救國救民，更是出世，即為了超越，為了自己的靈魂，為了詩意的棲居。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他們因投身教育而寧靜，而滿足，萬丈紅塵的誘惑，都無法將他們撼動。

　　這就是說，教育其實是他們的宗教，教育其實是他們的生命，甚至，高于他們個人的生命。時任安徽大學校長的劉文典，為保護卷入學潮的安大學生，不惜與蔣介石當面頂撞，氣得蔣介石動粗，打他兩個嘴巴。他毫不示弱，竟當眾飛起一腳猛踹蔣介石，而被關押七天。他們愛教育不是抽象的，他們愛教育，具體就表現(xiàn)為愛學校，愛教授，愛師生，往往像劉文典那樣，愛到了不要命的地步。這方面最驚心動魄的，最感人的，是抗戰(zhàn)時期的大學校長。中國大學西遷的千里流亡途中，他們像老鷹護雛一樣，含辛茹苦地護佑著自己的學校，自己的學生。正是因為他們這種對教育的大愛，使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大學，最艱難困苦的中國大學，其成就卻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

　　在這樣的圣徒的主持之下，教育何愁不能成為殿堂。而殿堂最大的特色，則在于她的神圣性。英國詩人約翰。梅斯菲爾德有言：“世間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學更美。當防線崩癱，價值崩潰，水壩倒塌，洪水為害，前途變得灰暗，古跡淪為泥淖時，只要有大學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閃光。”百年中國之所以不倒，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這里，即在于我們有一代一代真教育家打造出來的真教育，真大學，真殿堂。她們是我們民族最后的精神堡壘，使我們民族縱然怎樣歷經(jīng)磨難，仍有力量矗立于天地之間；縱然怎樣艱難困苦，最終仍不難玉汝于成。一代一代真教育家用自己偉大的人格，不僅為自己掙得了尊嚴，為教育掙得了尊嚴，而且，為我們整個民族掙得了尊嚴。

　　這無疑是我們民族寶貴的財富。這財富應可化為今天的精神源泉。我們這個有著尊重教育悠久傳統(tǒng)的文明古國，本不缺教育家。即在改革前后，也仍然有匡亞明、劉道玉及至當下朱清時等教育家的屢仆屢起，接續(xù)著民國教育家的薪火。但遺憾的是，他們一直慘淡經(jīng)營，難于突圍。中國教育已到亟待撥亂反正的地步，教育家辦學則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但正是在這點上，恰恰太多誤區(qū)，太大阻力。

　　種種誤區(qū)和阻力，既出于認識上的糊涂，但更多的，還是既得利益使然。這就需要政治的強勢推動。教育改革本質(zhì)上是為教育的尊嚴而戰(zhàn)，而且是背水一戰(zhàn)。能否像當年小平掛帥教育改革那樣，以最高力量推動，以鐵腕斬斷既得利益的包圍和糾纏，讓朱清時那樣的教育家可以脫穎而出，可以像他們的前輩那樣，成就自己的新傳奇、新豐碑、新時代，這是能否挽回教育尊嚴之關鍵所系，更是能否為我們民族開創(chuàng)未來之關鍵所系。新年以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教育改革座談會即達五次之多，強調(diào)教育家辦學為其重要議題，從這里，或不難讀到教育改革的希望。我們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