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系事的唐代詩人及作品評論匯集。南宋計有功編撰。計有功,生卒年不詳。字敏夫，自號灌園居士,邛州安仁(今四川邛崍東北)人。宣和三年(1121)進士。紹興五年(1135)以右承議郎知簡州，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紹興七年赴臨安奏對，向高宗獻所著《晉鑒》，升任直秘閣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紹興二十八年知眉州，后移知嘉州。他是南宋抗金名將張浚的從舅，曾參與張浚幕府，參贊抗金軍事活動。

　　此書81卷，收唐代詩人1150家，內(nèi)容極為繁富。唐代很多作家作品到宋代已日漸湮滅失傳。計氏編撰此書的目的，主要為保存唐代詩歌文獻。據(jù)自序說：他閑居尋訪，凡唐代“三百年間文集、雜說、傳記、遺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聯(lián)一句，傳誦口耳，悉搜采繕錄。間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勝地，殘篇遺墨，未嘗棄去”。其編纂方法：凡是唐代詩人，有名必錄；對每一詩人的作品，或錄名篇，或存全璧，或記本事，兼采品評；凡其人可考的，則撮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經(jīng)歷，使“讀其詩，知其人”。其編纂原則：主要是搜集詩歌，采輯資料，述而不作。

　　在《唐詩紀事》以前，記錄詩人遺聞軼事、以詩系事的著作,如孟□《本事詩》和范攄《云溪友議》等,雖已出現(xiàn),但有系統(tǒng)、有目的地把唐代詩人的生平、作品及評論等資料匯集成書，則自計氏始。后來《宋詩紀事》和《明詩紀事》等，都是受此書的影響而編纂的。

　　此書的主要價值和作用有兩個方面：第一，由于計氏的廣泛采輯，很多不傳于世的唐代作家和作品都賴以保存下來，為后世編纂?yún)R輯唐代詩歌提供了條件，對�？碧圃娨簿哂兄匾�的參考價值。明代胡震亨指出：“計氏此書，雖詩與事跡、評論并載,似乎詩話之流,然所重在錄詩,故當是編輯家一巨撰。收采之博，考據(jù)之詳,有功于唐詩不細。”(《唐音癸簽》)第二，計氏比較全面而集中地從數(shù)百種前人著作中搜集了大量有關唐代詩人的資料，對研究唐代詩人的生平及其作品都有很大參考價值，特別是其中還保存著許多現(xiàn)已遺佚的文獻�！端膸烊珪�總目》指出張為的《詩人主客圖》一書，“獨藉此編以見梗概，猶可考其孰為主，孰為客,孰為及門,孰為升堂，孰為入室，則其輯錄之功，亦不可沒也”。

　　但是，此書也存在不少問題。計氏選錄的作品，較多是為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應制詩和試帖詩，對達官貴族的投獻應酬詩以及流連光景之作，而對批判時政、揭露社會矛盾的作品，卻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對輯錄的紀事資料，漫無抉擇,兼收并蓄,其中有不少神鬼怪異、夢兆讖應和宣揚宿命論的紀載，甚至還把毛仙翁特別列為一卷。因疏于考訂,小有誤收作家等情況,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指出：“如李元操之為隋李孝貞字，漫附開元中;僧隱丘《琪樹》詩之為《丹陽集》中蔡隱丘詩,誤去‘蔡’字作‘僧’；晉釋帛道猷詩誤作曇翼，列僧中，皆當是正。”此外，還將隋弘執(zhí)恭誤作唐人；王績和王□原是一人，誤作二人；盧渥條中的紀事原出《云溪友議》，誤注出《本事詩》等。

　　《唐詩紀事》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王禧刻本，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洪□和張子立又據(jù)王禧本分別翻刻。洪□本即清平山堂本，《四部叢刊》據(jù)以影印。張子立本今不多見，鄭振鐸曾藏有第15卷至75卷，見《西諦書目》。毛晉在崇禎五年(1632)所刻的汲古閣本，卷首有張子立序，似即據(jù)張本翻刻。據(jù)王禧自序云，他在客中邂逅計有功之子，“因得是書，立命數(shù)十吏傳錄，其間不能無魯魚亥豕之誤”。因而據(jù)王禧本翻刻的洪□本，脫誤舛錯的情況很嚴重。汲古閣本在翻刻時曾經(jīng)毛晉校訂,但仍有訛脫,尤其是紀事部分。1965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用《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據(jù)汲古閣本、《全唐詩》和有關唐人詩文集筆記、小說等校勘，標點排印，是較為完善和通行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