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人民的愛國運動，辛亥革命的重要導火線。20世紀初，四川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quán)，由四川省留日學生首倡，經(jīng)四川總督錫良奏請，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成都設(shè)立“川漢鐵路公司”。第二年改為官商合辦，1907年改為商辦有限公司。采取“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自辦川漢鐵路。1911年5月(宣統(tǒng)三年四月)，清政府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六百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筑權(quán)。消息傳到四川，川民極為憤慨。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余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派人士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發(fā)布《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并派會員分路講演，舉代表赴京請愿。全川各地聞風響應(yīng)，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重慶保路同志協(xié)會和各州、縣、鄉(xiāng)、鎮(zhèn)、街、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眾至數(shù)十萬。四川各族人民、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保路斗爭的行列。教師學生、農(nóng)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種形式集會演說，呼號奔走，掀起群眾性的反帝愛國熱潮，揭露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清政府賣國賣路的罪惡行徑。

　　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斗爭日趨激烈，逐漸沖破立憲派“文明爭路”的束縛。8月24日，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在成都發(fā)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9月1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通告全川不納糧稅�？辜Z抗捐斗爭在全省蓬勃興起，搗毀各地經(jīng)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風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9月5日，在鐵路公司特別股東大會上，出現(xiàn)《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傳單，號召川人共圖自保，隱含革命獨立之意。川督趙爾豐奉清政府嚴令。于9月7日誘捕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首要人物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成都數(shù)萬群眾相率奔赴總督衙門請愿，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竟下令清兵當場槍殺請愿群眾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當天，同盟會員用木片制成“水電報”，投入錦江，傳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縣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同志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lǐng)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lǐng)下，四面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zhàn)。周鴻勛率所部巡防軍在邛州反正，與南路同志軍占據(jù)新津。羅子舟率雅州、滎涇同志軍扼守大相嶺，阻擊清軍。各州縣同志軍一呼百應(yīng)，把守關(guān)隘，截阻文報，攻占縣城。大竹李紹伊、犍為胡潭等會黨首領(lǐng)揭竿而起，西昌地區(qū)□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眾舉義。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奮戰(zhàn)，反清斗爭勢如燎原，造成四川獨立的有利形勢。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杰領(lǐng)導榮縣獨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時期第一個縣級革命政權(quán)。同志軍起義使清廷震恐，急調(diào)端方率鄂軍入川鎮(zhèn)壓，是時全國革命黨人加緊活動，革命大有一觸即發(fā)之勢，從而導發(fā)了武昌起義。武昌首義進一步推動四川的革命獨立。11月21日，廣安州組成大漢蜀北軍政府。22日，蜀軍政府在重慶成立，宣布同盟會的政治綱領(lǐng)。川東南五十七州縣響應(yīng)獨立。27日，入川鄂軍在資中反正，殺死端方。同一天成都宣布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清朝在四川的反動統(tǒng)治徹底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