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tǒng)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蘇，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jīng)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

　　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tǒng)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tǒng)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于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于取代了道家的統(tǒng)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后，丞相衛(wèi)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于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tǒng)是“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現(xiàn)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tǒng)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shù)變，百家無所適從。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tǒng)的思想統(tǒng)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影響與作用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tǒng)”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tài)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nèi)圣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并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tǒng)”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wěn)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于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zhàn)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之惡劣后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zhì)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qū)區(qū)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tài)，“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于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欲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系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注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他偏執(zhí)與迷狂的心態(tài)，從“巫蠱之禍”的發(fā)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xiàn)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chuàng)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于：圣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系上強調(diào)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系中強調(diào)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系中強調(diào)人治[1]。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成為思想意識形態(tài)的一極，后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實質(zhì)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xiàn)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xiàn)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huán)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diào)以制度、規(guī)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xiàn)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后來文化的影響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當時漢武帝那個時期是一種對政治，對統(tǒng)治極為有利的做法。

　　當時在那個年代是百家爭鳴的時期，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論，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這種主張自家反對別的家的觀念在封建時期的是引起對立與矛盾根源。對統(tǒng)治者在政治上極為不利！所以當時只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是對國內(nèi)最有利的唯一做法！

　　但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任何事都有利也有弊！這套做法在當時那個時期是正確的，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時期都是正確的！

　　明后期的政治黑暗和滿清入關才是導致中華民族文化瀕于滅亡的重要原因！明清皇帝對中國古文化并不是真正透徹的理解。只看懂了表面，卻不解內(nèi)里！曲解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正意思，最后形成了八股文。漢朝到明清時已經(jīng)過了千年了，可明清還沿用千年前漢的政治做法，不懂變通，只能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