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讀書人被統(tǒng)稱為“士”。今天的讀書人，有許多被稱為知識分子，他們所受的教育，絕大部分來自學校課堂。教育家梅貽琦曾說：“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

　　中國歷史上曾有太學、國子監(jiān)、書院等教育機構(gòu)，或為官辦或為私塾，性質(zhì)不同。但正如《學記》所言，“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根本的目標都是影響人、塑造人。明代學者黃宗羲曾在其《明夷待訪錄·學�！菲�中明確提出，“學校，所以養(yǎng)士也”。那么，“士”指什么樣的人，應(yīng)該具備何種素質(zhì)和條件呢？

　　一個人有資格被稱為“士”，首先要把“求道”“向道”作為自己的第一追求，正所謂“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如果沒有將“道”作為根本目標，其他的學習內(nèi)容就不過是末節(jié)之術(shù)，這個人充其量只是承載知識和信息的工具而已。

　　古人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究竟“高”在哪里？真正的“高”不是地位和財富，而是德行和精神境界，真正的高是能夠“三年學，不至于谷”，可以“從其大體為大人”。冰心曾說，“中國現(xiàn)代不缺少知識分子，缺少的是‘士’”，人們看重讀書人、仰慕讀書人，正是因為他們活出了一個人應(yīng)有的尊嚴和人格。

　　除了“志于道”的方向感，士人精神的第二層面意味著一種堅定的使命感。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傳統(tǒng)教育理想一以貫之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以孔孟為例，他們放棄錦衣玉食，以“仁”為己任。士人與普通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把“仁”和“道”作為自己的基本品格。士沒有恒產(chǎn)，他們不代表經(jīng)濟力量，而是“知識勞動者”。然而，他們最可貴的是“恒心”，是孟夫子所說的“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無恒產(chǎn)者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

　　理想的教育，應(yīng)該熏陶出知識分子所需要的風骨氣象——其外是一種儒雅之氣、灑脫之氣，其內(nèi)則是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竺可楨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時，特別要求學生要“運用自己的思想”，養(yǎng)成“不肯盲從的習慣”；陳寅恪也曾說，大學中人“一定要養(yǎng)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tài)度”；黃宗羲之所以說學校應(yīng)該“養(yǎng)士”，也緣于他認為學校不僅是學習知識的地方，更是探討社會問題的地方。

　　教育者承擔的責任是多重的，他們不僅有對學生的責任，更有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傅斯年先生曾批評學界太懶：“青年心中的問題，不給他一個解答；時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條坦途。”他也曾滿心憂慮：“群眾對于學術(shù)無愛好心，其結(jié)果不特學術(shù)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為尤巨。”

　　君子不器，教育者先要樹立自己應(yīng)有的德行，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學者李濟曾對其學生張光直說：“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托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顏元曾告誡讀書人，“要為轉(zhuǎn)世之人，不要為世轉(zhuǎn)之人”。顧頡剛在1919年也表達過這樣的一種憂慮：“為什么真實學問的勢力不能去改革社會，而做學問的人反被社會融化了？”

　　這些反思和追問是沉重而真切的，同樣適用于當今時代，我們依然渴望看到士人精神被重新喚醒并回歸教育�？梢哉f，這不僅是中國學術(shù)的希望，更是年輕學子的希望，是國家發(fā)展和強大的希望所在。

　　（作者單位系北京師范大學）

　　《中國教師報》2018年11月14日第16版 版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