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起，我代表人民政府接管法院、檢察院、監(jiān)獄、看守所。”

　　1949年12月，四川省永川縣（今重慶永川區(qū)）解放，一個眉眼清秀、戴著金屬框眼鏡的文弱書生，作為縣接管委員會成員，接管了永川縣司法系統(tǒng)�？h府之中一片驚訝：“這是把大印左手交右手嘛！”

　　他們有所不知。這名28歲的年輕人，已是中共老地下黨員，此前以國民政府永川縣法院首席檢察官的身份作掩護，周旋于刀光劍影之中，策動永川縣長邱挺生投誠起義、穩(wěn)定局勢，靜待和平……

　　當革命年代的戰(zhàn)火平息，時至今日，他是中國現(xiàn)代刑事偵查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曾寫詞回顧自己的一生：“拼十年地下，反饑餓、獨裁、戡亂，爭取民主和平。驚雷動。趁熏風時雨，樹桃李精英。春色滿園，半世刑偵。”

　　“慧劍操我手，斬絕家累時”

　　周應德的青少年時代大都在辛亥革命后的狂飆中度過。讀初小時，正當?shù)谝淮螄�共合作，每逢五四、五卅等時間節(jié)點，師生們走上街頭，揮舞小旗，高喊“打倒列強！”“四一二政變”以后，形勢急轉(zhuǎn)直下，周家所在的四川省南川縣（現(xiàn)屬重慶）南門外，隔護城河朝西望去，便是歷代官家行刑的蒿枝壩刑場，那里公開斬殺共產(chǎn)黨員。局勢的急速變化，給年幼的周應德帶來巨大感官沖擊。

　　1938年，周應德考入重慶聯(lián)中，那是一所有革命傳統(tǒng)的老牌名校，抗戰(zhàn)初期，一直是重慶抗敵后援會和學生抗日救亡聯(lián)合會的重要策源地。抗戰(zhàn)初期的重慶，各路人馬匯集，在聯(lián)中，周應德見到過郭沫若、李德全（馮玉祥夫人）、司徒雷登和雷鳴遠等上層民主人士，還三見周恩來，“最末一次，周恩來應聯(lián)中讀書會邀請作了‘目前抗戰(zhàn)形勢和戰(zhàn)時青年的任務’的講演，一連講了3個多小時，最后為同學題詞留念，勉勵大家‘在偉大的抗戰(zhàn)時代，不應空空度過，同學們必須學習學習再學習’。我見他幾次擦汗，但毫無倦容。”

　　聯(lián)中的課余生活非常豐富，周應德同時加入了怒潮歌詠隊、興群劇團，節(jié)假日便出校宣傳或演劇。他還加入了共產(chǎn)黨的外圍組織——抗建讀書會，同學們兩周一次座談，交流讀書心得，漫談形勢。在此期間，周應德讀到了大量進步書刊，如《萍蹤寄語》《大眾哲學》、蘇聯(lián)小說以及馬列著作，狄超白的《通俗經(jīng)濟學講話》對他觸動很大，其中對“剩余價值”的闡述，尤其讓他感悟、動情。

　　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重慶聯(lián)中的抗日救亡氣氛十分活躍。可1940年一個事件讓局勢發(fā)生了微妙變化。時任四川省主席張群和教育廳長郭有守聯(lián)名下達密令：“據(jù)密報重慶中學（即聯(lián)中）有學生三百余人，共黨占六十余人，課外活動均在共黨之手，彼等暗中拉攏學生，轉(zhuǎn)飭……密切注意，并予制止……”

　　這時，學校校長已被更換為青年黨人張佐時，新校長到任便舉起“屠刀”，解聘支持抗日救亡的教職工，又掛牌開除周應德等59名學生。

　　全校師生一時群情激憤，推選周應德等23名代表赴重慶上告請愿。代表團一到重慶，便發(fā)表文告，招待記者，震動了報界和學生家長。

　　聯(lián)中老校長楊滄白（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長）、學生家長胡文瀾（民國早期四川督軍）、校友《新民報》主筆羅成烈等紛紛挺身支持學生，《新華日報》《商務日報》等報刊紛紛發(fā)表社論譴責，形成巨大輿論壓力。官方吃不住了，肇事校長被迫收回成命，師生們的斗爭取得勝利。

　　此時，周應德預感國共合作有變，抗日救亡前景堪憂，時年18歲的他，寫下了入黨矢志詩：

　　“滾滾長江水，沉沉念黔黎。世途多艱阻，豺狼橫路衢。愿為雙飛翼，奮翮凌天梯。愿為千里驥，絕足任驅(qū)馳�；蹌Σ傥沂�，斬絕家累時。”

　　在國共合作陷入低潮的時候，周應德在聯(lián)中的后山坡，莊嚴舉手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隱蔽下的朝陽學法和民主斗爭

　　國共合作破裂后，為了保護黨員和黨組織，中共南方局提出了“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即時整頓組織，停止發(fā)展黨員，并要求黨員“勤業(yè)、勤學、勤交友”，深入各階層，取得社會職業(yè)，學生有條件升學的，爭取升學。

　　周應德是個偏科生，偏文科，高中時又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動，因此升學困難。當時有“法學搖籃”之稱的朝陽大學內(nèi)遷重慶辦學，朝陽大學偏文，周應德便考進了法律系。

　　朝陽大學有個特點，就是授課教師大多是法律界的資深法官、律師。如教授刑法的法律系主任趙琛，當時是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后來任“首都高等法院”院長和南京審判日本戰(zhàn)犯軍事法庭審判長，是民國刑法的起草人之一；刑事訴訟法教授孫潞，是最高法院庭長；戴修瓚教授講票據(jù)法、保險法，在北洋政府時期曾任檢察總長，以彈劾曹錕賄選名噪一時。在隱蔽時期潛心學法，奠定了周應德后半生法學生涯的基礎(chǔ)。

　　教授國際私法的章任堪是進步人士，每天都要看《新華日報》。由于管控嚴格，周應德就趁早晨天光未亮之時，秘密將《新華日報》傳送到學校所在興隆場的鐵匠鋪，供章任堪取閱。

　　“章老師家徒四壁，身無長物，一次家中遭盜，連衣服都被偷得一干二凈。章老師的夫人是我們的英語老師，美國韋爾斯利大學的高材生，上課都穿著破舊的衣服……盡管如此，他一直對進步學生盡力支持……”章任堪老師的境遇讓周應德心中酸楚，此時，特別刑事法庭林立，共產(chǎn)黨人被肆意殘害，更讓他怒火中燒。正值章任堪老師的母親去世，周應德于憂憤之中，代山東同鄉(xiāng)會書寫挽聯(lián)，掛在靈堂正中：

　　“國難方殷，痛恨他小人道長，如此施行，抗戰(zhàn)奚如折枝易；傲骨有根，獨憐我夫子固窮，者番磨難，生活更比行路難。”